一、亚兰人和亚兰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历史
“亚兰人”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公元前14世纪埃及的一份地名清单曾提及一个名叫“”的地方，该地区位于叙利亚中北部。公元前12—11世纪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Tiglath-Pileser I)和亚述—贝尔—卡拉(Aššur-bēl-kala)的国王铭文则是最早提及亚兰人的史料之一(RIME 2 A. 0. 87. 1， v 46─47；A. 0. 89. 6， 7)。在公元前9世纪早期，亚述纳西尔拔二世(Ashurnasirpal II)的铭文里也曾提及亚兰人(RIMA 2 A. 0. 101. 19， 93─94， 96)。在这些文献中，“亚兰(人)”被写为KURAramu/Arimi/Arumu。“KUR”这个表意符号一般指地区和国家，这可能表明早期的亚兰人被视为一个与特定地区相关的群体。亚兰人有时与阿赫拉姆人(Aḫlamû)、苏特人(Sutû)一同被提及。有时亚兰人甚至被称为“阿赫拉姆—亚兰人”( Aḫlamû KURArmaya或KURAḫlamû KURArmaya)。杨格( K. L. Younger) 认为，阿赫拉姆和苏特都不是表示民族的专有名词，而专指居住在干旱草原地带并具有部落结构的游牧民。这体现出不同地区的亚兰人在居住环境和生产及社会组织方式上或许有共同特征。早期亚兰人未曾建立复杂的政治组织。当亚述国王提到“亚兰人”时，读者往往并不清楚其所指是全体亚兰人还是亚兰人的一部分。由于无证据表明当时存在一个统一的“亚兰”政治实体，后者的可能性更高。
公元前9世纪之后，亚兰人建立起了更复杂的政治组织。新的政治组织并非一个统一的亚兰国家。相反，不同地区的亚兰部落各自建立了独立的王国。这些王国往往以一个大城市为中心，周边常有若干设防城镇，因此并非由单一城市构成的“城邦”(见RIMA 3 A. 0. 102. 6， 58─60)。不管是亚述文献还是某些本土文献(如《赛费雷条约》，The Sefire Treaties)都会将这些亚兰国家称为“某某家”(Bīt/Bêt XX)，而该名称可能显示了某种部落体系的遗存。除此之外，横跨当代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中北部的卢维 —新赫梯(Luwian/Neo-Hittite)王国内出现了新的亚兰王朝，如哈马(Hamath)和萨姆阿尔 (Sam ?al )等。新的亚兰人国王开始开始用亚兰文创作国王铭文(royal inions)，记述自己的文治武功。与此同时，卢维 —新赫梯类型的建筑和艺术风格则得以保留。
很多亚兰国家在新亚述文献中有两个名称：一个与都城名称相同，另一个则是带有部落色彩的王朝名。统治者、王朝、都城、部落这四个层级构成了亚兰王国权力架构。例如，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赛费雷条约》中，古什家(Bīt Agūsi/Bêt Gūš)王国一方被描述为由其国王(及其子孙和近臣)、都城阿尔帕德和古什部落等若干层级构成的一个政治实体。截至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亚兰语人群建立的政权已遍布安纳托利亚南部、叙利亚大部和两河上游地区。此外，在两河流域南部也开始迁入了一些亚兰语部落。
在简述早期亚兰人的起源和早期政治组织模式后，我们将通过族称、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三大文化元素来分析公元前一千纪的亚兰人是否可被视为一个有共同族群特征的群体 。
二、名实之辩：“亚兰”族称与上古亚兰的族群身份
亚兰诸国的部落属性，体现了西亚古人对社会组织内部的地缘和亲缘关系的想象。那么，在操亚兰语的诸多部落国家之上，是否存在一个同样基于同名祖先和亲缘想象、跨区域并跨部落的整体“亚兰”身份？这个问题在亚兰历史的早期颇为复杂。
亚兰人从未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在公元前9世纪，大马士革是最为强大的亚兰国家。在此期间，大马士革曾经向南北扩张，在南部控制了约旦河东岸的吉列(Gilead)，并且入侵了以色列和犹大(见《但丘铭文》)，在北部则将势力延伸至北叙利亚。马扎尔(B. Mazar)甚至认为在公元前9世纪曾存在一个由大马士革主导的“亚兰帝国”。但是，即便在大马士革的鼎盛期，哈马、阿尔帕德等亚兰国家也并未完全并入大马士革的势力范围。在哈马的《扎库尔铭文》(The Zakkur Inion)中，扎库尔记述了自己抵御由大马士革领导的亚兰、卢维王国联军入侵的故事。联军成员包括阿尔帕德(其国王在铭文中被称为“古什之子”，即brgš，第5行)这个亚兰王国，而哈马彼时也由扎库尔所属的亚兰王朝统治。显然，根据铭文描述，这两个亚兰政权并未被大马士革管辖。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统一了亚兰族群的亚兰 —大马士革帝国。
然而，虽然亚兰人在政治上未曾统一，但“亚兰”确实曾被视为一个跨地域的族群 —文化实体。“亚兰”被用来指代叙利亚内外持类似语言的不同群体，其语言也以“亚兰语”而非地方语言名称闻名于外族之间(详见第三节)。在希伯来文献中，“亚兰”曾经被冠在某些地方政权的名字之前，如伯利合(Beth-Rehob)被称为“亚兰 —伯利合”，琐巴被称为“亚兰 —琐巴”(《撒母耳记下》10：6)，而大马士革则被称为“亚兰 —大马士革”(《撒母耳记下》8：6)。此外，《阿摩司书》第一章批判了大马士革的罪行，称以色列的神会因此攻击大马士革、亚文平原(Plain of Aven)及伯·伊甸(Beth Eden)，并将“亚兰人”掳至东边的“基尔”(Kir)(1：3─5)。文中的亚文平原即当今黎巴嫩的贝卡谷地，而伯·伊甸即公元前9世纪亚述文献中的亚兰国家“阿蒂尼家”(Bīt Adini)，位于当今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换言之，北至土叙边境、南至大马士革和贝卡谷地的广阔区域，均属于将被掳走的“亚兰人”(1：5)。无独有偶，在1：6─8中，阿摩司批判了迦萨(加沙)、亚什突、亚什基伦和以革伦等若干城邦，并表示“剩余的非利士人”也将绝灭。言外之意，前述城邦均属于非利士人。换言之，在《阿摩司书》作者的眼中，大马士革、亚文平原和阿蒂尼家与“亚兰”的关系，恰如非利士诸城邦与“非利士”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亚兰”是一个可以指代不同政权、区域和群体的总称，而这些政权和区域的共性就在于其在族群和文化上都属于“亚兰”的范畴。
这种文化上的跨区域亚兰属性有何政治影响？虽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亚兰国家，但在特殊情况下，不同亚兰政权似乎有一定的跨区域政治认同。在《撒母耳记下》(10：19)中，琐巴王哈大底谢(Hadad-ezer)召集大河另一边的亚兰人来抵挡以色列的进攻，而其他亚兰国王则被称为哈大底谢的“仆人”。这似乎暗示在当时的亚兰政权间存在某种等级性的联盟关系。如果说这一则故事因涉及所谓“希伯来统一王国”而历史真实性存疑，那么公元前8世纪大马士革在亚兰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则反映在《以赛亚书》中：在第7章第8节，大马士革被圣经作者称为“亚兰的头”( rō? š? ăr ām )。除外界对“亚兰”的理解外，亚兰语人群(或至少其中的某些政治精英)也会使用“亚兰”来指代与自身相关的一个地理或政治概念。在《扎库尔铭文》中，大马士革国王巴尔 —哈达三世(Bar-Hadad III)被称为“哈薛( Haza?el)之子，亚兰之王”。可见，大马士革在亚兰诸王国中的确占据重要地位。而在梅尔卡特石碑中，巴尔 —哈达也曾被称为“亚兰之王”。不论这里的“亚兰”具体指哪个国家，“亚兰之王”这一称号体现了某种高于个体国家的政治范畴。而在上文提到的《赛费雷条约》中，“全亚兰”( ?rm klh)也被纳入了阿尔帕德国王一方，成为签约方之一。此处“全亚兰”体现了高于个体亚兰都城、国家、部落之上的一个“亚兰”概念(而阿尔帕德则是公元前8世纪中期“亚兰”的代表)，并可能对应特定的区域范围。因此，“全亚兰”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即至少在概念上“亚兰”作为国际条约的缔约方充当了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此外，在立约的背景下，条约的另一方也充当了促使以阿尔帕德为代表的“亚兰”形成更明确群体意识的“他者” 。
三、多元与统一：语言文字与上古亚兰的族群身份
古往今来，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往往充当着族群乃至国族文化凝聚力的重要来源，而语言之间的差异往往也可能被特定群体放大或政治化，以强调自身与他者的差异。公元前9 —公元前8世纪的亚兰语、亚兰文是否也起到了凝聚不同亚兰王国、协助建构亚兰族群身份的作用？我们将从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古亚兰语与亚兰族群身份
亚兰人自公元前9世纪开始产出由亚兰语(在此阶段一般称为“古亚兰语”，即Old Aramaic)书写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是统治者奉献给神或纪念自己文治武功的铭文，出自古赞、大马士革、哈马、阿尔帕德和萨姆阿尔等亚兰语王国。除国王铭文之外，古亚兰文文献还包括条约等。而随着亚兰语成为新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以及波斯阿黑美尼德帝国的行政语言乃至官方语言，帝国亚兰语(Imperial Aramaic)取代古亚兰语成为了通行最广的亚兰语方言。
在古亚兰语时期，各王国有自己的方言和书写传统。既然如此，为何仍将上述不同文献所使用的语言都视为“亚兰语”？这是今人的发明，还是古已有之的传统？事实上，公元前一千纪早期，亚兰诸国的邻国、邻族的确知道一种叫做“亚兰语”的语言。在《列王纪下》第18章(及《以赛亚书》第36章)中，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派出一位官员站在耶路撒冷城外用希伯来语(文中称为“犹大语”； Y ĕhû ḏîṯ)向城内百姓喊话劝降，城中犹大官员则求敌方使用自己熟识的“亚兰语”( ? ărāmîṯ)(《列王纪下》18：26)，以免城中百姓因听懂希伯来语喊话而士气受挫(公元前8世纪末)。此外，在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公元前8世纪后期)与一位官员的通信中(SAA 17 2)，他拒绝了后者要求用“亚兰语”给王写信(o.16)的请求。由此可见，虽然亚兰诸王国从未在政治上统一，而且亚兰语内部也有差异(见下)，但是亚兰诸国的语言仍被古代邻居视作“亚兰语”，而非“大马士革语”或“阿尔帕德语”。
除命名外，各国的亚兰语还有哪些共性？这些共性又如何将亚兰语与周边其他语言区分开来？亚兰语属于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的西北闪米特语支。同属于这一支系的还有见于公元前二千纪早期的亚摩利语、二千纪中后期的乌加里特语以及一千纪早期开始有文献记录的迦南语言，如腓尼基语、希伯来语、亚扪语、摩押语和以东语。亚兰诸王国所使用的语言与这些语言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其中，亚兰语与同时期邻国所使用的迦南语言之间的差异尤为重要：第一，在辅音方面，原始闪米特语的齿间音[θ]和[ð]及二者的强势辅音(emphatic)在亚兰语和迦南语种的分化情况不同。第二，在元音方面，亚兰语没有经历“迦南音变”(Canaanite Shift)。第三，在形态变化方面，亚兰语定冠词后置。与迦南语的前置定冠词ha-不同，亚兰语定冠词为-a ?。第四，在动词词干(Stem)方面，亚兰语所用的Gt干(简单主动干G的自反或被动形式)基本不见于迦南语。而迦南语中的被动N语干则不存于亚兰语。第五，名词阳性复数词尾在亚兰语中为-n，希伯来语、腓尼基语、亚扪语、以东语中则为-m。以上特征为不同亚兰王国的地方语言所共有。
当然，不同地区的古亚兰语文献在词汇、语法、正字法等诸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特征。比如，在古赞方言中，Waw和Yod充当长元音拼写辅助(Mater Lectionis)的比例高于其他方言。而北部的萨姆阿尔方言则在词汇和语法上有较多的非亚兰元素，特别是第一人称单数独立代词为 ?nk(与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相同)而非亚兰语中常见的 ?nh。南部大马士革方言则可能使用了希伯来语和摩押语中常见的叙事过去式yaqtul和wayyaqtul。总之，每个地区的亚兰语都有区域特征，而某些特征可能更常见于其他闪米特语。因此，古亚兰语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方言连续体(dialect continuum)。恰恰在亚兰诸王国被亚述帝国吞并后，不同亚兰方言才逐渐被统一的帝国亚兰语所取代。帝国亚兰语所经历的规范化并非由亚兰精英阶层推动，而是基于外部帝国对亚兰语的使用和推广。
(二)亚兰字母与亚兰文化属性
作为腓尼基字母的分支，亚兰字母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古代西亚，统一的字体和书写风格，往往与中央政权支持下的书吏培训体系或某一文化中心的权威有关。那么，亚兰字母的出现，是否代表亚兰诸国曾实现了某种形式上的文化统一，或在亚兰内部曾存在对其他亚兰国家产生文化影响的强权？首先，我们需要考察亚兰风格的字母表形成于亚兰诸王国尚存在之时，还是亚兰地区被亚述帝国吞并之后。相比于同样脱胎于腓尼基字母的南部迦南分支(即希伯来 —摩押 —以东字母)，亚兰分支的独特特征出现较晚。以“Z”形Zayin为例，直到公元前9至8世纪之交才在《扎库尔铭文》上出现了Zayin由“工”形向“Z”形转变的案例。而在大约同时代出土于亚兰南部的《但丘铭文》中，此特征并不明显。尽管此处仅存的Zayin中部的竖线已向右倾斜，但尚未变成“Z”形。而在草体文献中，公元前8世纪早期戴尔·阿拉的巴兰文书中也有“Z”形的Zayin，另有上部开放的 Ṭēṯ、Qof等见于亚兰字母的特征。但是，由于巴兰文书的语言归属不明，因此这些特征在巴兰文书中出现并不能证明其“亚兰属性”。实际上，草体中类似“Z”形的Zayin在公元前8世纪以色列的撒玛利亚陶文上也曾出现，或许与草体的书写方式而非族群归属有关。事实上，真正的亚兰风格在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亚兰诸国尚存时还远未成型。与语言的统一一样，亚兰文字的统一和独立发展也与亚述帝国的政策有关。
总之，语言和文字与亚兰族群身份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就语言而论，一方面，公元前8世纪犹大、亚述等邻国明确知晓“亚兰语”的存在，而亚兰语内部的相对一致性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区分自身与他者的作用。但是，并无证据表明亚兰人曾主动将语言或文字塑造为族群身份标志；另一方面，从语言本身的特征上来看，古亚兰诸国时期亚兰语内部存在不同方言，缺少标准语。就字母而言，亚兰字母的特征在亚兰诸国灭亡后才清晰起来。统一亚兰语言、文字的力量并非亚兰统治者，而是将其选为行政工具的域外帝国 。
四、普遍与特殊：宗教信仰与上古亚兰族群身份
公元前9 —公元前8世纪的亚兰宗教在整体上与其他西北闪米特宗教传统间存在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受卢维 —新赫梯文化的影响。与同时代巴勒斯坦地区的邻国相比，某一神明与特定族群、王国的一一对应关系在亚兰地区并不明显。然而，在此前提下，亚兰人对风暴神哈达(Hadad)的崇拜或许仍显示了一定的族群共同特征。因此，该时期亚兰的宗教传统显示出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存的特征，信仰与亚兰族群身份之间的相关性有限，但也不容忽视。
在整体上，亚兰语诸国的信仰和价值观融合了古代西亚北非整体传统、西北闪米特传统和叙利亚传统等多个源流，并无明显的亚兰族群特色，而且与周边文化间也没有清晰的界线。首先，亚兰国王铭文中所见的人神关系将神视为现实世界的主宰以及国王的保护神，神与统治者之间最基本的关联在于神的支持被看做王权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而神是在战争中帮助亚兰国王走出困境并取得胜利的主要力量。这种人神关系和王权思想与两河流域及西北闪米特传统相似。其次，亚兰信仰中的人神关系也涉及精英阶层概念中人死后的世界，即国王、祭司等精英死后仍与神同在，在神的面前享受尘世的荣华富贵。这种对人神关系的认识在其内容和艺术呈现上与同一地区的印欧语卢维 —新赫梯传统基本一致，故而也难以构成特殊的亚兰族群文化特征。综上所述，在宗教信仰的整体原则及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和艺术风格上，不存在明确的、排他的亚兰特性。
此外，不同神明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地中海东岸地区可能充当不同族群或政治实体的身份标记之一，而这类神被一些学者称为“国族神”(national god)。然而，在这方面，亚兰族群与亚兰诸神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不突出。亚兰铭文所提及的神明，有些早在亚兰人出现前就在叙利亚地区广受崇拜，而另一些则与两河流域或巴勒斯坦联系更紧密。比如，《哈达铭文》(第1 —3行)中提到了伊勒、拉萨普、谢梅什(Shemesh)等神。其中，伊勒不仅在公元前二千纪叙利亚北部的乌加里特被视为众神之主，而且在早期以色列也具有至高地位，并逐渐与以色列的族群符号之一亚威神(Yahweh)融为一体。此外，在约旦河东岸，伊勒几乎充当了亚扪(Ammon)的“国族神”。拉萨普与冥界有关，在叙利亚地区自埃勃拉时期(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就相当活跃。谢梅什则是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都颇具影响的太阳神。同样，《扎库尔铭文》提到的巴力 —沙梅因，也出现在公元前10世纪中期腓尼基城邦比布罗斯(Byblos)国王耶希米尔克(Yehimilk)的铭文中。而同一篇铭文中的伊鲁维尔(Iluwer)则是叙利亚地区历史悠久的风暴神之一。除了这些在西亚普遍流行的神之外，有的神仅出现在个别亚兰语国家的铭文中，如萨姆阿尔的拉卡布埃尔(Rakkab-El)。总之，亚兰铭文中提到的大多数神明，或在亚兰地区之外影响力更显著，或局限于某一个亚兰国家。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具有亚兰特色的诸神体系。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被不同亚兰国家以及亚兰社会内部不同阶层广泛崇拜的重要神明？在这方面，风暴神哈达的地位值得关注。虽然哈达的影响力在西亚地区传播甚广(在两河流域被称为阿达，即Adad)，但其最初的圣地就在叙利亚。相对于两河流域，风暴神在整体上与叙利亚 —巴勒斯坦地区关系更为紧密，也在诸神体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巴力神(Baal，意为“主”)就是风暴神的别称。在公元前一千纪前半叶，哈达的影响力遍及从萨姆阿尔(如献给哈达神的《哈达铭文》)、阿尔帕德(《赛费雷条约》IA，第36行)、古赞(献给哈达神某分身的《费赫里亚遗址丘双语铭文》)到大马士革(见《但丘铭文》第4行)的整个亚兰地区，体现了亚兰宗教内部的些许共性。而这在亚兰人名上也有所体现。哈达在不同亚兰国家出土人名中的出现频率为14.6%(36/246)。若包含重复人名，则带有哈达的亚兰人名占比为14.5%(40/275)。当然，鉴于在约旦河东、西岸地区，有些国家的主神(如以色列和犹大的亚威、摩押的基抹、亚扪的伊勒等)在人名中的出现频率可高达五到八成，哈达在亚兰各国中的地位与亚威在以色列或犹大的地位似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哈达仍然是亚兰人名中第二常见的神名。排名第一的神名元素为“El”，但El一词既是伊勒的名字，也是表示“神”的普通名词。考虑到其多义性，则“El”出现频率居首位，并不代表伊勒在亚兰的流行程度超过风暴神。此外，许多亚兰人名中含有“巴力”，而“巴力”(“主”)是哈达的头衔之一。因此，包含风暴神成分(哈达或其头衔)的亚兰人名总占比能达到两成，高于伊勒。总之，在宗教信仰方面，风暴神哈达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仍是不同亚兰国家族群身份标记的“最大公约数”之一 。
五、族称、信仰与语言：长时段视角下亚兰族群身份关键元素的历史演变
随着大部分亚兰国家于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被亚述帝国吞并，作为政治概念的“亚兰”寿终正寝。然而，政治独立的丧失并不意味着亚兰族群身份和文化特征的消亡。在其后两千多年里，虽几经起伏，但亚兰文化仍得以留存，并一度对西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节将考察构成亚兰族群身份的关键元素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变迁。
(一)西亚的亚兰化与“叙利亚”：新族称的兴起
由于亚兰语群体在亚兰诸国灭亡前就已陆续迁入亚述内部，再加上后来亚兰本土(今叙利亚地区)被并入亚述帝国，亚兰语在公元前7世纪不仅已成为亚述重要的行政语言，而且在居民日常生活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亚兰文书信和行政文书因书写材料难以保存而留存不多，但楔形文字泥板经常提及亚兰文书。帕尔波拉(S. Parpola)甚至认为亚兰语(而非阿卡德语)当时已成为亚述帝国的共同身份和古代亚述“国族”(nation)的标志。这一说法显然过于夸张，因为此时期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仍然是亚述重要的行政工具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标志。然而，尽管亚兰语并未成为帝国的身份标签，但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在亚述社会中的影响范围的确在逐步缩小，并最终局限于政治和文化精英阶层。在公元前6世纪初波斯阿黑美尼德王朝建立地跨亚非的广袤帝国后，亚兰语正式成为帝国官方语言。亚兰语的影响范围扩展至埃及、安纳托利亚及中亚，在官方行政管理和地方社团内部事务中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在随后的希腊化、罗马和安息时期，晚期帝国亚兰语在西亚许多地区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此外，在文字方面，亚兰文化对西亚的影响更为深远。自公元前7世纪以后，腓尼基字母的亚兰分支慢慢取代了其他分支。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死海古卷大多以亚兰字母而非古希伯来语字母写成。
综上所述，自亚述帝国统治西亚以来，很多地区都至少在语言和文字层面经历了“亚兰化”。不难想象，这种“亚兰化”模糊了亚兰族群与周边群体边界，削弱了语言和文字充当亚兰族群标志的功能。一个突出的例子出现在波斯时期的埃及。当时，象岛(Elephantine)犹太人用亚兰文书写合同和信件，有时甚至自称“亚兰人”。这表明亚兰语、亚兰文在埃及社会中已成为不同移民社团的共同身份标签，并不限于狭义的“亚兰人”。但是，犹太人显然与狭义的“亚兰人”有区别。在此情况下，亚兰身份或许需要语言和文字之外的新元素才能得以延续。
从希腊化时期开始，这个新元素体现为“叙利亚”这个新的地理概念和族称。公元前4世纪末，“叙利亚”就已经开始成为希腊人眼中成为亚兰人的新标签。《圣经》希腊文译本将几乎所有“亚兰”都译为“叙利亚”。比如，在《创世记》(31：24)中“亚兰人拉班”被译为“叙利亚人拉班”(Λαβαν τόν Σύρον；宾格)。塞琉古帝国时期，“科里叙利亚”(Κοίλη Συρία)这一地名开始出现，指代叙利亚南部以及黎巴嫩贝卡谷地等地。这个词组在词源上或许与《赛费雷条约》中使用的“全亚兰”( ?rm klh；Κoίλη一词疑似借用自闪米特语“全”，即kull-一词，见上)有关。换言之，在名称和地域范围上，“叙利亚”与“亚兰”间都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叙利亚”何以等同于“亚兰”？自希腊化古典作家开始，学者就开始将“叙利亚”(Syria)与“亚述”(Assyria)联系起来。根据这种理解，在历史上亚兰人的故土于公元前8世纪被纳入亚述帝国之后，“亚述”这一地名的外延也慢慢从亚述城、亚述核心区(今伊拉克北部)向东扩展到了历史上的亚兰和卢维 —新赫梯诸王国地区。与此同时，由于亚兰语在亚述帝国内部地位的上升，也或许因为亚兰距离希腊人更近，在希腊人眼中亚兰故地反而成为了“亚述”一词所指的典型地区。随着词首“a”最终脱落，亚述变成了“叙利亚”。于是，外部帝国的国名演变为亚兰故地的新名称。
“叙利亚”除充当地理名词外，是否也能起到身份标签的作用？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间接证据。梅索(J. Messo)指出，希腊化王朝在开始统治西亚后惯于重新命名当地的地点和族群。希腊化作者专门用“叙利亚”这个地理概念来指代亚兰人和亚兰文化(并排除了居住在该地区的其他族群)。此外，约瑟夫斯曾在《犹太古史》(18：372)中记述巴比伦的一些犹太人曾迁居塞琉西亚，而该城居民包括马其顿人、希腊人，“也有为数不少的叙利亚人住在那里”(ἔστιν δὲ καὶ Σύρων οὐκ ὀλίγον τὸ ἐμπολιτευόμενον)。这表明，离开叙利亚之后，他们仍然被看作“叙利亚人”(即来自亚兰故地的人)。而且，塞琉古和罗马时期已不使用亚兰语的亚兰人后代也可能被视为叙利亚人。这表明希腊化时期的“叙利亚”具有一定的族群身份属性。
总之，在西亚“亚兰化”以及亚兰语、文为其他族群和地区所采用之后，早期作为他称的“叙利亚”维系了亚兰语群体与亚兰故地(或某种意义上的亚兰“核心区”)之间的固有关系。
(二)语言、文字与宗教的新结合：基督教兴起后的亚兰族群身份
尽管基督教在其诞生后的头几个世纪广泛地影响了西亚不同地区和族群，亚兰诸神的影响力并未立即消失。在叙利亚，传统的西北闪米特和两河流域神明直到公元4世纪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其中，风暴神在帕尔米拉等地地位突出，延续了一千多年前亚兰人对哈达神的推崇。此外，希腊化和罗马时期流行于曼比季(Manbij；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Hierapolis)、帕尔米拉以及杜拉·欧罗波斯(Dura Europos)等地的“叙利亚女神”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叙利亚”身份的标志之一。
基督教的传播最终结束了古代西亚传统宗教的传承，成为大部分亚兰语母语者的信仰，并在公元一千纪中前期重新定义了亚兰语群体的身份认同。内部一致性比古亚兰宗教更强的基督教将同讲亚兰语的基督徒与犹太人、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区分开来。其后，亚兰语基督徒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形成了不同教派并写作了自己的神学文献。中古亚兰语的埃德萨(Edessa)方言演变为各亚兰语教会的主要礼仪和文献语言，被称为“古叙利亚语”(Syriac)。尽管从属于不同教派的亚兰语(古叙利亚语)基督徒从7世纪前后开始使用不同的古叙利亚文字母，但它们都源于早期相对统一的埃斯特兰杰拉字体(Estrangela；源于晚期亚兰字母的帕尔米拉分支)。这些现象在语言和文字上将亚兰语基督徒区分于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基督徒。最后，族群自称在基督教兴起后的亚兰语人群中也出现了变化。上一节提到的“叙利亚”取代亚兰，成为了这个群体最常用的自称。总之，在语言文字、新的自称、宗教传统和神学及文学典籍的共同作用下，亚兰语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西亚各群体和教派中得以凸显。其中，至少信仰和语言的影响并非仅局限于上层精英。
通过本文1 —4节，我们可以看出，上古时期亚兰族群身份的形成依赖于语言、文字、宗教(哈达神相对的突出地位)和“亚兰”族称等四要素的共同作用。在基督教兴起后，古亚兰人后裔及被亚兰化的“新”亚兰语群体，则依靠亚兰语的新形式(古叙利亚语)、亚兰文字的新形式(不同字体的古叙利亚字母)、新宗教(亚兰语基督教诸教会)和新族称“叙利亚”等四要素，更新并维系了亚兰族群认同。
(三)帝国荣光：“亚述”与当代亚兰语群体的身份认同
近一千多年以来，上文所述的中古亚兰/叙利亚身份认同四元素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不过，在现当代，亚兰语群体却开始使用“亚述”这个新族称，而“亚述”逐渐变成了“叙利亚”的同义词。
自公元7世纪以降，随着阿拉伯语在两河流域影响力的增强，加上一些基督徒选择改宗或移民，讲亚兰语的基督徒人口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逐渐减少。但是，亚兰语群体并未因此消亡。截至19世纪初期，西亚地区操新亚兰语方言(并以古叙利亚语为礼拜语言)的基督徒分属东方教会(即“聂斯脱利教会”或“景教”)、叙利亚语正教会、迦勒底天主教会、叙利亚语天主教会和马龙派天主教会等。19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在两河流域和伊朗乌尔米亚(Urmia)等地“重新发现”了讲亚兰语的东方教会及其古叙利亚语典籍，并将他们称为“亚述地区的基督徒”。后来，英国国教会在乌尔米亚的传教士开始改称他们为“亚述基督徒”，而此举最终为亚兰语群体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微妙的变化。在传教的同时，欧洲传教士也通过教育和出版业向东方教会及其他亚兰语教会灌输“国族”观念。于是，一些亚兰语基督徒(主要是东方教会成员)开始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亚述人”标签，将自己视为古代亚述帝国的唯一继承人，发起亚述民族主义运动并最终卷入了奥斯曼帝国末期的族群纷争。
但是，在历史上东方教会并不曾以“亚述人”( ?āthorāyā)的后代自居。除最常用的“叙利亚人”(suryāyā)之外，包含东方教会在内的亚兰语基督徒在现代之前仍用古称“亚兰人”(ārāmāyā)指代自己。此外，现代之前的亚兰语基督徒似乎并不知晓“叙利亚”和“亚述”在词源上的关联(见上)。根据亚兰语基督徒的传统，“亚述”( ?āthor)和“叙利亚”并非同义词——“亚述”一般指古代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Nineveh)附近的摩苏尔城(Mosul)。而鉴于“亚述”在旧约中的负面形象，在亚兰语基督教传统中“亚述”也指代东方基督教会的敌人，如波斯萨珊帝国等。
因此，从“亚兰”“叙利亚”向“亚述”的转变，并非源自东方教会对自身古代历史的主动梳理和解读。现代“亚述”认同既源于西方传教士的宣传和影响，又与现代西亚民族主义浪潮中现代族群寻根问祖、假托历史的大背景有关。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今的亚兰语族群祖先与亚述帝国全无关系，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祖先都来自亚述帝国核心区及两河流域之外。一方面，改用亚兰语的亚述帝国居民，不论祖上是否来自叙利亚，都可能是今日两河流域亚兰语基督徒的祖先。另一方面，鉴于叙利亚地区曾被亚述帝国吞并，因此世居叙利亚的亚兰人后裔也可自称帝国之后。然而，亚述帝国与当代亚兰语基督徒之间的关联并无排他性：两河流域操其他语言、信其他宗教的居民完全也可能是亚述帝国居民(混合后来移民)的后代。因此，所谓现代“亚述人”，本质上就是沿用亚兰语、亚兰文并从属于特定基督教派的西亚本土居民。这与自中古时期逐步稳定的“亚兰/叙利亚”身份认同要素基本相同。
总之，在西方势力介入之前，亚兰语基督徒并未在语言、文字、信仰、节日、人名、族称等诸多基本的族群和文化特征上体现出古代亚述帝国的特征。而他们与“亚兰”和“叙利亚”的关联在语言和传统自称上则得到了充分体现。当代的“亚述”与希腊化时期的“叙利亚”一样，经历了由他称到自称的转化。
综上所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亚兰语群体的外延和身份内涵经历了诸多变迁。除语言外，古今亚兰语群体的其他文化元素都经历了某种看似具有“断裂性”特征的变化。但是，这并未导致这一群体被周边完全同化。相反，随着“叙利亚”成为新的地理和群体名称以及亚兰语各基督教会的兴起，亚兰语群体的族群身份认同依靠新的元素得以巩固并延续至今。
结语
公元前一千纪，亚兰族群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族名、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及相关的艺术风格)等诸多元素的共同作用上。早期亚兰人在这些元素上均与周边其他族群和文化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在语言文字和诸神体系等方面，早期亚兰人体现出明显的西北闪米特特征。而在人神关系理念以及相关的艺术风格上，亚兰文化则与叙利亚北部的卢维 —新赫梯文化几乎难以区分。 此外，无论在语言还是在物质文化方面，亚兰诸国都体现出了丰富的内部多样性。不难理解，公元前一千纪亚兰族群身份的特征与边界在学界引发了一定争议。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自公元前二千纪末期开始，“亚兰”就是叙利亚某些人群共有的名称。而且，“亚兰”并不仅是《希伯来圣经》作者和亚述帝国文献对这个群体的“他称”，而且也作为亚兰语群体的“自称”出现在某些亚兰语铭文中。此外，亚兰语也明确被古代亚述帝国和《圣经》的作者看作一种独立且高于内部方言变体的语言。内部多样性、与周边群体边界的模糊性乃至缺乏统一中央政权的事实，都不足以让我们否认亚兰身份的存在。正因为不存在统一的亚兰政权，所以古代“亚兰”概念更可能基于语言文字、宗教和艺术风格等文化元素，并具有更强的族群文化属性。特定族群身份往往基于不同元素的叠加，故而无须要求某一族群在其文化的任何方面都与周边群体截然不同。总之，亚兰族称、古亚兰语言文字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哈达神的推崇，使得早期亚兰形成了一个跨区域分布且高于个体部落的族群身份。亚兰身份相对于以色列、摩押固然更显松散，但不可否认的是，亚兰仍被古人视为一个不同于亚述、腓尼基、卢维、以色列、犹大、非利士、亚扪、摩押、以东和早期阿拉伯人的群体。广义的文化元素在这种区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亚兰族群身份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存续和传承则体现了族群构成关键要素随历史发展的变化。在古代亚兰诸国被灭亡殆尽后，西亚帝国将亚兰语传播至更广的范围，使得曾操阿卡德语、卢维语、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的群体和个人最终融入了亚兰语群体的范畴之内。在此基础上，“叙利亚”这个新的地理和族群名称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亚兰语群体与亚兰故地的关系。随着若干亚兰语基督教会的兴起，“叙利亚”族称、新兴基督教信仰以及古叙利亚语言和文字共同作用，将狭义的亚兰族群区分于周边的其他族群和宗教社团。
我们很难评估上古和中古时期亚兰族群身份的产生和维系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内部文化精英或平民阶层的主观意愿。在近现代，亚兰语群体建构亚兰族群身份的主动性更加明显。在西方列强的干预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近现代亚兰语基督徒以一种“在被动影响下进行主动探索”的模式，积极建构和强化自己的族群身份，并试图从松散的宗教 —语言群体身份中创造“亚述”国族认同。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被他们选为祖先的并非公元前一千纪初期叙利亚地区的亚兰人，而是更为强大且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亚述帝国。“亚述”这个外部帝国的名称摇身一变，成为了“亚兰”“叙利亚”族群的新族称。
综上所述，亚兰人三千年来在语言上表现出最为明显的传承性。而在文字、宗教传统和族称等方面，亚兰语群体经历了较为显著的改变。因此，虽然亚兰语族群身份的维系一直依靠上述构成族群身份的诸要素，但在不同时期发挥最关键作用的要素有所不同。总之，这一长时段案例很好地揭示了西亚族群身份演进过程中的断裂与延续 。
本文作者梅华龙，北京大学西亚系助理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4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